光緒到是并不以為意，道：“秦錚，這一次拳匪為禍，庚子國變，列強競相欺中華，使朝廷蒙塵，我大清幾遭滅頂之禍，幸好是你們適時回歸中華，才力挽大廈于將傾之際，其功大矣，實為我大清之幸，才能有你們這樣的忠義之士回歸。”

    秦錚聽了，欠了欠身，道：“皇上過獎了，我們只是適逢其時而己。何況我們本是華夏后裔，自當為中華而盡力。”

    聽了秦錚的話，光緒的心里不禁微有些失望，因為他剛才的那一番話，以封建王朝的立場來說，是相當高規格的贊譽了，如果是在清廷，受到這種贊譽的官員就應該做出一付感激涕零的樣子，甚致是跪伏于地，叩首不己，大表自己對朝廷的忠心。結果秦錚就這么簡單的一句話就草草的帶過去了。

    不過光緒也想到海外華人久居海外，對中華的禮儀不甚了解，因此沒有做出自己希望的表態也就在情理之中，自己也不應過于計較。于是光緒又道：“其實以你們的功績，就是進入軍機，執掌朝政也并不為過，只做一個小小的山東巡撫，確實是大材小用了，不過現在朝廷尚在蒙難之中，讓你們出任山東巡撫，仍是權宜之計，等朝廷回京之后，必將奮發圖強，勵精求治，那么你們也必有用武之地，因此還望你們在山東勤于地方政務，不可懈怠，以待時機，不可辜負朕之所望。”

    光緒知道慈禧是肯定會派人偷聽自己和秦錚的對話，因此對秦錚說的話都是經過了詳細的考究，達到既可以施恩于海外華人，又不會觸及到慈禧底線的目地。

    不過秦錚的回答再一次讓光緖失望，秦錚道：“皇上太過獎了，其實我們能夠做到一個山東巡撫，讓族人有一個安身立足之地，就己經很滿意了，其他的并不作奢望。”

    連續兩次試探，都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光緒也不禁有些沉不住氣了，又道：“經此一難之后，我大清到了非奮發圖強不可之地步，你們久據海外，并熟知西洋諸國之法，不知我大清當行何法以自強。”

    秦錚看著光緒，道：“皇上是想再施變法革新之舉嗎？”

    光緒沒有答復，只是微微點頭，因為“變法”兩個字在慈禧面前是一個禁詞，因此剛才光緒只敢說一些什么奮發圖強，勵精求治，自強等詞。

    其實秦錚并不是不明白光緒的用意，不過穿越集團是絕不可能介入到帝后的紛爭當中，更不可能支持光緒，因為無論是慈禧還是光緒，都是穿越集團要推翻的對像，不過光緒畢竟是一個令人同情的人，因此秦錚也不想騙他，更不想讓光緒對穿越集團抱以不切實際的幻想，于是秦錚道：“變法之事，關系重大，需全盤深思熟慮，謀定而后動，我們初回中華，時日尚短，對當前中國國情民情了解不多，因此不敢妄言，不過西洋諸國，與我中國國情有異，其法只可借鑒而不可照搬。”

    秦錚的這個答復顯然是不能讓光緒滿意的，但也不能說秦錚的答案不對，因此苦笑了一聲，道：“當今之際，我大清己是不變法不足以救國，朕不欲做亡國之君，只可惜身邊卻無可用之人,因此還望你們能夠為朕之股肱，使大清中興富強，你們也能流芳千古，名垂青史，不枉歸國一場。”

    秦錚聽了以后，就知道光緒現在還沒有放棄幻想，于是道：“我們在海外時，也曾聽說在數年以前，大清曾有一次變法革新之舉，當時皇上啟用的是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主持變法之事。”

    康有為，梁啟超這兩個名字，在慈禧面前也是禁忌，不過光緒心里想著，這是秦錚說出來的，不是自己，因此點了點頭，又向門外偷看了一眼，道：“確有此事，不知你們以為如何。”

    秦錚沉聲道：“如果皇上以為變法革新，就是康梁所行之事，那便大錯特錯了，康粱之輩，志大而才疏，即不知中，亦不知外，所行變革之事，全是胡鬧之舉。”

    光緒也不禁有些愕然，道：“何以見的？”

    秦錚道：“康梁變法，計104天，卻下變革令280余條，涉及政務、經濟、文化、外交、軍事各個方面，事先既無考查論證，制定嚴密計劃；途中又全無章法，，不得要務既無重點，又無條理，如此行事，豈有不亂之理。變法革新，何其重大之舉，自古中國行變法事，鮮有成者，可知其艱難，因此非萬分謹慎，全盤深思熟慮，謀定而后動而不可行，何況我中國地域廣擴，人口眾多，各地風俗、習慣、民心勻不相同，千頭 萬緒，亂如麻絲，牽一發而動全身，豈能隨性亂來。”

    光緒聽了秦錚的話之后，半響無語，盡管自己被奪權囚禁，甚致是差一點被廢除，有很大一部份原因是由于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魯莽行事而起，但光緒心里一直把康梁視為治世救時的棟梁之材，有時光緒還會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掌權，從海外請回康梁重新主持變法革新，使大清國富兵強，中興天下。而庚子國變，出逃以后，光緒不止一次的想如果戊戌變法不被中斷，大清恐怕巳是一派新欣向榮的景像，絕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秦錚卻毫不客氣的把他心目中的治國干材貶得幾乎一錢不值，也讓光緒心里非常不滿，而且戊戌變法所下發的變革令雖然都是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出，但也是經由光緒發出的，因此秦錚的指責、貶底，實際也是把光緒也算在里面了。

    在舊時空里，有相當一段時間對戊戌變法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的評價要過高，認為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但卻開啟了中國的思想啟蒙、思想解放運動，其實在甲午戰敗以后，變法革新的思想就己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因此戊戌變法只能說是恰逢其實的將這種思想推動了一把，說到開啟就有些言過其實了。

    當然不能說戊戌變法沒有進步意義，但畢竟一個僅僅只維持了104天的變法行為，真正對中國的思想進攻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要說戊戌變法的真正作用，主要是固定了清廷守舊頑固的印像，推動知識分子由維新向革命轉化。讓不少對清政府還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黨人。不過這個作用更準確的說應為戊戌政變的影響，而不是戊戌變法本身的影響。

    另一方面，盡管史學屆對戊戌變法的性質定義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但主導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在本質上仍然還是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對西方的認識僅僅只是從租界的報紙、書籍而來，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前，所謂的維新派竟沒有一個人有出國考查的經歷，由于是維新派的精神導師康有為，也只不過去了一次香港，到是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后，康有為反到獲得出國的機會，游歷日本及歐美諸國，但思想反到日益保守起來。

    而在戊戌變法的時候，維新派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在內，對西方各國的體制、制度實際根本是半懂不懂。當然就算是半懂不懂，但比起當時的中國來說，維新派的思想確實也算得上是進步的，但維新派的持行能力，見識、政治手段，甚致是道德水準，都只能用可笑來形容，因此戊戌變法的失敗，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一件好事，反到是成就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名聲，如果真的任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持變法，中國是不可能富強起來，而且不出一年中國非亂不可，庚子國變說不定會提前發生。

    盡管光緒不愿做亡國之君，并且力圖變法圖強，但他在本質上還是一個封建君主，在戊戌政變之前，除了在慈禧面前以后，永遠都是圣明之君，當然不會有錯，這時也不禁生出海外華人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的想法來，但還是強壓住心里的不快，道：“那么依你們之見，大清變法的要務之急在那里呢？”

    秦錚當然聽得出光緒的不滿，心里想著就這一點氣量還想當中興的明君，不過既然光緒問到這里，也不妨亮一點干貨出來，至于光緒聽不聽得懂，那就不管了，于是秦錚道：“當今中國的要務之急在于土地。”

    光緒怔了一怔，沒有想到秦錚給自己竟然是這兩個字。

    秦錚接著道：“國之根本在于民，而民之根本在于土地，我們回歸中國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也了解了一些現在中國的土地兼并情況十分嚴重，天下的土地，十之七八均為大地主、豪強、鄉紳所占有，而農民所有土地只待十之一二，耕者無田則國不安穩，為歷朝所警，自然是當今中國的第一要務，土地問題不解決，其他的什么變革都沒有用。”

    作為一個封建帝王，光緒當然不會不懂土地兼并的危害，但一來是光緒對于土地兼并沒有什么直觀的認識，大多都是從史書上看；二來在光緒看來，只有效法西洋諸國變法革新才是要務，土地什么的，還是守舊的思維，而康有為，梁啟超主持戊戌變法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提過解決土地兼并的事情，似乎是只要是變法成功了，土地兼并的問題就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了。

    而秦錚卻鄭重其事的把土地問題列為中國的第一要務，不僅讓光緒意外，而且也大失所望，還以為海外華人能有多大的見識，結果居然還是守舊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