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現(xiàn)在看寒浞屬性給的還是很不錯的，不單單是單純的說以家臣的身份或是以奸臣的身份篡奪后羿的權勢，能力不會給這么高的，想來多少也是參考了另一種說法的關系。

    “我關注的問題是，這算歷史人物嗎？”鮑鴻疑惑道，“還是說他的確是在史書上記載的人物？或者說，接下來這種遠古傳說中的人物也會不斷出現(xiàn)？”

    實事求是來說，對于夏朝的性質，一般來說爭議還是比較大的，不說存在于不存在的爭議，即便是大夏是屬于國家性質還是部落聯(lián)盟形式也是難以定論的問題。

    正如鮑鴻所說，追溯到大夏這邊，這些事情實在是說不清楚到底算是歷史還是傳說。

    大夏再往前，都能夠開始三皇五帝時期了，這簡直就是越來越神話了。

    “以史書而言，對于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人物認定，基本上系統(tǒng)資料庫也是以周朝的幾本史書為主，另外就是赫赫有名的《史記》了。”系統(tǒng)介紹道，“中國西周末年各諸侯國已有歷史記載，如晉國之《乘》、鄭國之《志》、楚國之《梼杌》、魯國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說墨翟曾見過“百國春秋”。”

    “不過，《晉史乘》、《楚史檮杌》等屬于本國內部的歌功頌德，沒什么實質性的內容，而且這玩意據(jù)說可能僅僅是后人根據(jù)《左傳》、《國語》、《說苑》、《新序》及諸子書匯而次之，其偽不待辨。”系統(tǒng)繼續(xù)說道，“相對來說，參考度最高的基本上就是《春秋》、《左傳》、《戰(zhàn)國策》、《竹書紀年》等。”

    《春秋》最初原文在語言上極為精練，遣詞有序。就因文字過于簡質，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xiàn)，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谷梁赤《春秋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jīng)典。現(xiàn)《春秋》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jīng)”，《左傳》新增內容作為“傳”。

    公羊傳和谷梁傳與左傳有很大的不同。公羊傳和谷梁傳講“微言大義”，希望試圖闡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認為左傳的史料價值大于公羊傳和榖梁傳。

    《左傳》記述的歷史跨度很長。其包括春秋時代的歷史，“可是它講的絕對不限于這段歷史，實際上也涉及了從古史傳說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歷史。這方面的歷史如果今天沒有《左傳》，我們就沒有辦法把它整理清楚。”對于了解，研究上古史、古史意義非凡。

    《左傳》佐證了不少重要的考古發(fā)現(xiàn)。如河南淅川下寺一號墓出土的大鼎長篇銘文記有：“王子午”，又稱“令尹子庚”，“實際上古書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傳》”；再就是1973年湖北當陽季家湖出土一件銅鐘，其上銘文殘缺，記有“王卑命競平王之定救秦戎”，很多學者都講不懂。而“解決這個問題依靠的就是《左傳》”。“競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就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個楚平王。“‘競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兒子名字叫‘定’。”

    而《春秋》本身則不是歷史學著作，乃是可貴的史料著作，因而對于研究先秦歷史、尤其對于研究儒家學說以及孔子思想意義重大。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利用《春秋》不僅符合《春秋》性質的本來，而且比將它視為“斷爛朝報”的歷史學著作更具價值。先秦諸子著作無一屬于史學著作，卻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實和大義因“三傳”而明，這實在是它的特點和優(yōu)勢所在。

    與之相反的是，《左傳》是信史。晉武帝咸寧五年，杜預看到了汲冢竹書新發(fā)現(xiàn)，談到有《竹書紀年》，“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人們認為“杜預從他的研究出發(fā)，讀了當時新出土的《紀年》，加以比較，證明了《左傳》的正確性。”

    而在這里，就提到了《竹書紀年》一書，從杜預或者其他人的言論里，不難看出一個觀點，就是認為《竹書紀年》的精確度還在《春秋》或是《左傳》等之上。

    《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zhàn)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史書，亦稱《汲冢紀年》，被盜墓者不準所發(fā)現(xiàn)的編年體史書。當時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說應為魏襄王）的墓里。《竹書紀年》記錄了從夏朝到魏襄王之間的重要歷史事件，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竹書紀年又與近年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而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系年》相類，可見其史料價值。

    竹書紀年早在漢代時就已經(jīng)散佚。279年的西晉，一個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盜挖，盜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時讓墓里的大批竹簡出土。當時國家對這件事情非常重視，晉武帝命令中書監(jiān)荀勖、中書令和嶠負責翻譯竹簡。

    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每簡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黃帝，周平王東遷后用晉國紀年，戰(zhàn)國時期三家分晉后用魏國紀年。期間又遇上八王之亂等多次政治紛擾，秘書丞衛(wèi)恒在從事“考正”時際被殺，使整理的進度大受打擊，由衛(wèi)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續(xù)成。最后負責官員把史書紀錄的部份整理好，并將之命名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多記晉國與魏國之事，一般將此書看成是魏國的史書。

    由于《史記》采用紀傳體來記述事件，竹書紀年的出現(xiàn)，可以從另一角度審視史記內容，如“夏啟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干王位”，與史書有極大差異。

    如“（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可見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甚高。

    所以說，《竹書紀年》對史學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紀錄的史料與《史記》所描述的不單只內容不同，而且價值取向相異。竹書紀年描述了從夏朝到戰(zhàn)國時期歷代所發(fā)生的血腥政變和軍事沖突，根據(jù)《史記》所記載，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見太甲改過自新，便鄭重的將國家交給他。太甲復位后，沉痛接受教訓，成為了一個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圣君。不過，《竹書紀年》對此卻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為王，7年后，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

    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也有很多，第一方面是孔老二一直以來就不斷為人垢弊的事情，改史或者說編造史書。

    當然，從根本上來說，孔子在寫《春秋》的時候，刪去了自己認為消極的記載，想以此促進社會積極發(fā)展。

    站在孔子的角度，要宣揚禮儀仁義，自然要寫積極意義的東西，促進人們對于禮儀道德的追求。

    所以相較于孔子所說，上古圣皇道德高尚，乃是他認為的圣人。自然是遵從禪讓制度，挑選賢能道德賢人禪位。

    然而事實上以禪讓為例來說。禪讓在儒家倫理道德治國體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禮以仁治國的典范，而實際上《竹書紀年》記載卻是：“昔堯德衰，為舜所囚”，還說“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就是棄，周人始祖，舜的親信，顯然是舜監(jiān)禁了堯，流放了堯的兒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么禪讓？《韓非子·說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此外，很多的文臣猛將就像前面說的伊尹，或者說“夏啟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干王位”等事件，都是屬于不利于儒家禮儀，道德發(fā)展的內容，所以被他修改成那種模樣。

    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頗為特異，與傳統(tǒng)的正史記載不同。五帝紀，關于舜的記載，就跟史記等正史所載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為不同。引述如下：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于平陽。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

    夏紀所載則是系統(tǒng)前面介紹過的情況，與《史記》只是記載“太康失國”不同，還記錄了羿的事情。讓羿代太康，成為夏王朝統(tǒng)治者的這些舊事得以重見天日。

    殷商最大的不同自然是在于伊尹的那一段了。

    周紀最與《史記》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記載。按照史記等正史所載，共和行政就是周厲王被國人趕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執(zhí)政。而周紀則說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國的伯，名和者，攝行君位。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說法。

    另外，還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記載了周幽王死后，兩王并立的史事。乃至是穆天子北征犬戎，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都是有記載的。由此可見，《穆天子》的內容雖然有很多神話的內容在其中，但是刨除掉一些荒誕不經(jīng)的東西以后，還是能得到一些史實內容的。

    《穆天子傳》主要記載周穆王率領七萃之士﹐駕上赤驥﹑盜驪﹑白義﹑逾輪﹑山子﹑渠黃﹑驊騮﹑綠耳等駿馬﹐由造父趕車﹐伯夭作向導﹐從成周出發(fā)﹐越過漳水﹐經(jīng)由河宗﹑陽紆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飲酬酢的神話故事。其中的成周﹐經(jīng)學者研究﹐認為是指洛邑﹔穆王的西行路線﹐當是從洛邑出發(fā)﹐北行越太行山﹐經(jīng)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肅﹑青海﹑新疆﹐到達帕米爾地區(qū)（西王母之邦）。

    而在《竹書紀年》之中，穆天子出征，造父隨行駕車，會見西王母，這些內容都是切實存在的。

    另一方面來說，從《竹書紀年》第一次出土的情況不難看出，兩漢時期乃至是漢末三國時期是沒有這個流傳的。

    根據(jù)《晉書·卷五十一列傳第二十一·束皙》記載，在晉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準的汲郡人盜墓，得到墓冢的竹簡數(shù)十車，皆以古文記載，史稱“汲冢書”。其中有記載夏商周年間的史書十三篇，晉人初名之“紀年”（又稱“汲冢紀年”）。

    中書監(jiān)荀勗﹑中書令和嶠奉命將散亂的竹簡排定次序，并用當時通用的文字考訂釋文，遂有初釋本竹書紀年。又稱“荀和本”。

    若是晉朝時期有流傳，那不可能晉武帝會這么興師動眾去折騰這個事情。

    所以說，這個原因也是導致司馬遷《史記》之中的這些內容是參照《春秋》的說法。

    系統(tǒng)最后說的《戰(zhàn)國策》同樣意義也是比較深遠的，但是相對來說，追溯不到前幾者那么久遠的時代，《戰(zhàn)國策》記載了西周、東周及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wèi)、中山各國之事，記事年代起于戰(zhàn)國初年，止于秦滅六國，約有240年的歷史。并沒有涉及到三皇五帝，堯舜禹乃至是****的內容。

    當然，他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是其他幾書不能比擬的。

    《戰(zhàn)國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就是縱橫家。其道德哲學觀多取道家，社會政治觀接近法家，獨與儒家抵牾不合，因而為后世學者所詬病，曾被斥之為“邪說”、“畔經(jīng)離道之書”。

    雖然習慣上把《戰(zhàn)國策》歸為歷史著作，但是與《左傳》、《國語》等有很大不同。有許多記載，作為史實來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寫唐雎在秦廷中挺劍脅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這一類內容，與其說是歷史，還不如說是故事。

    《戰(zhàn)國策》善于述事明理，大量運用寓言、譬喻，語言生動，富于文采。雖然書中所記史實和說辭不可盡信，但其仍是研究戰(zhàn)國社會的重要史料。

    當然，對于系統(tǒng)來說，實在是不存在太多所謂不可盡信的問題。不引入野史演義，封神神話就不錯了，被歸類為‘正史’的記載，塑造出來的人物你還有意見？(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