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整個上海翔儀層面便確定了應對輿情的思路：不去與那些負面的聲音對罵，而是聯合包括國家隊“中網”計劃的運營方中網星通和上海衛星研究院在內的多家企業與機構，有條理、分步驟、循序漸進地進行低軌衛星互聯網星座的科普宣傳，在其中突出“中網”、“萬星”等計劃對我國國家安全的重大意義和他們能創造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

一個非常好的類比案例便是我們自己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在二十一世紀之初，歐盟啟動了他們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項目——伽利略。伽利略項目的目標是對標美國的GPS，同時在不少技術上都更加先進，更重要的是，相比GPS由美國空軍管理，歐盟為伽利略項目專門設立了運營管理機構——伽利略聯合體GJU（Galileo Joint Undertaking），號稱相比GPS濃厚的軍方背景，伽利略項目更加側重于服務各類民用場景。所以，立項伊始，歐盟便開始在全世界廣泛地尋找合作方，尤其是涉及到應用落地的領域，因為一個“全球”衛星導航系統來說，自然不能只覆蓋歐盟的疆域這一畝三分地。

那個時候，我國剛加入WTO，正是非常渴望通過國際合作來獲得更快發展的時候，恰好中歐關系也處于歷史上較好的時期，于是，雙方一拍即合，于2003年簽署了協議，開展基于伽利略計劃的合作，并且在2004年更進一步細化了合作內容。根據協議精神，中國由科技部牽頭，投入2億歐元參與伽利略計劃，中國企業也會在其中為伽利略計劃提供空間段、地面段和用戶段的產品，并且提供伽利略計劃在中國的應用場景落地，比如服務于2008年北京奧運會。在伽利略計劃當中，中國將擁有中國企業貢獻的這部分產品的所有權和整個伽利略系統的使用權。

然而，美好的期待在雙方開展合作幾年之后，到2008年就破滅了。隨著歐盟主要國家領導人的更換和國際政治局勢的變化，歐盟開始尋找各種理由賴掉他們當初的承諾，還把日本、韓國、印度等國家拉進來制衡中國，讓這個計劃的參與方組成更加復雜。原本歐盟自己就有27個成員國，伽利略計劃的每一步推進都要耗費大量時間進行內部辯論以確保利益分配讓每個成員國都滿意，現在又有更多的利益相關方參與進來，一切都變得難以控制。

于是，我國徹底放棄了國際合作的幻想，專注加速我們自己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建設，目前已經到了北斗三號向全球組網沖刺的關鍵階段了。很有可能，我們的北斗要比歐洲人的伽利略更早實現全球運營。

“這是個很好的類比......”祝千帆在讀完這些宣傳文章之后，百感交集，畢竟他在加入上海翔儀之前，在衛星院親身參與過北斗三號。

“......不過，今天的美國SpaceX和當年的歐盟還是不一樣，SpaceX是企業，效率要遠遠高于歐盟這個臃腫的政府組織，還是國際政府組織。”

他認為，包括上海翔儀在內的中國低軌衛星互聯網建設參與者所面臨的挑戰要比當年的北斗更大。

鄧挺和趙瑩也與他有著相同的想法，所以，至少在整個上海翔儀內部，大家的認識是一致的：必須加速“萬星”計劃的研制、開發、部署和運營，一定要盡快讓我們自己的衛星頂上去！

畢竟，人不能什么都想要，不能既要眼前的安逸與省事，又要長遠的安全與收益。

更何況，低軌衛星互聯網星座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不可估量，我國有廣袤的國土，有浩瀚的海洋，有大片的偏遠地區和無人區，光靠已有的地面蜂窩移動通信網絡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實現“天空地一體化”，才能通過實時的、全面無死角覆蓋的通信和數據傳輸能力將這一切都無縫連接起來。

如此巨大的市場，我們自己不做，難道要拱手讓人嗎？

對于公司的決策，祝千帆自然是舉雙手贊同，然而，他心中還是有些隱隱的擔憂。

加入上海翔儀這段時間，尤其是離開此前的純技術崗位，進入技術管理崗之后，他越來越意識到，上海翔儀本質上是一家總體系統運營商，僅僅負責“萬星”計劃的整體系統架構設計和運營，具體到每一顆衛星的制造，每一根運載火箭，都需要尋找外部協作方。

一開始，他認為這對于上海翔儀本身的技術能力要求不高，只要能夠找到優秀而靠譜的衛星和火箭合作伙伴便好了，但他很快發現，作為頂層系統的架構者和運營者，上海翔儀或許不需要太多的工程技術人員，但一定要有非常厲害的技術帶頭人，否則很難“鎮住”那些合作方們。

而他發現，上海翔儀似乎并不存在這樣一個人。

“不行，得跟鄧總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