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的高墻內，早春的寒氣仍透過斑駁的磚縫滲入。李宇軒手中拿著一份兩天前的《人民日報》。
報紙頭版醒目的標題寫著：“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兩國關系進入新紀元”。他的目光停留在那些鉛字上，思緒卻飄向更遠的時空。1939年，他在柏林與蘇聯(lián)軍事顧問的短暫會面。1943年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私下向他提及戰(zhàn)后國際格局的預想。如今，條約已簽，世界真的變了。
“景公，今天的報紙。”
劉廣志所長的聲音從門外傳來。
“劉所長，請進。”李宇軒放下報紙，整理了一下洗得發(fā)白的棉服。
門開了，劉廣志端著一杯熱茶進來，放在簡陋的木桌上：“今天又有幾位您的學生想見您，說是想請教些歷史問題。”
李宇軒微微頷首。
“今天下午吧。”他簡單回答，目光重新落回報紙，“這個條約，你怎么看？”
劉廣志遲疑了一下：“加強國防，獲得援助，對華夏的建設很重要。”
“是啊，很重要。”李宇軒輕嘆一聲，“1923年我訪問蘇聯(lián)，見過年輕的蘇聯(lián)代表。那時他們剛剛經歷革命不過5年，處境艱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他沒有繼續(xù)說下去。劉廣志知道這位老人話中有話，但也不便深問。在功德林，李宇軒享有特殊的待遇——不僅可以閱讀報紙，還能收到一些經過審查的書籍。他那句“李老學識淵博，可為我們鏡鑒”的指示，劉廣志始終牢記。
二月的燕京，寒風凜冽。中南海懷仁堂內，《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字儀式剛剛結束。粥回到辦公室，脫下外套，若有所思。
“王里，李主任那邊已經按照您的指示，送去了條約全文和相關資料。”秘書輕聲報告。
粥點點頭，走到窗前：“景行兄看了有什么反應？”
“據劉所長說，李宇軒仔細閱讀后，只說了一句‘棋局已定，落子無悔’。”
粥眼中閃過一絲復雜的情緒。“給劉所長打個電話，請他在適當時候問問景行兄，對條約第七條關于軍事援助的部分有何見解。”粥轉身吩咐，“要委婉，不要讓他覺得是試探。”
“是。”
與此同時，功德林內，李宇軒正與幾位來訪的學生交談。為首的是一位中年將領，黃埔六期生，如今已是解放軍某兵團參謀長。
“主任，中蘇條約簽訂后，國際形勢會有什么變化？”一位較年輕的將領問道。
李宇軒緩緩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你們可知道1919年的《凡爾賽和約》？”
眾人面面相覷。
“那個條約，”他繼續(xù)說，“埋下了二十年后的戰(zhàn)爭。不是因為它本身有多么苛刻，而是因為它建立在不穩(wěn)定的平衡上。”他頓了頓，“今天的條約不同。它是弱者與強者的聯(lián)合，是新政權爭取生存空間的必要之舉。但你們要記住，國家之間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室內一陣沉默。這些曾在戰(zhàn)場上與國民黨軍拼殺過的共和將領，此刻卻像當年在黃埔課堂上一樣，認真聆聽著這位“主任”的教誨。
“主任的意思是……”兵團參謀長試探地問。
“我的意思是，”李宇軒看向窗外光禿的樹枝，“要利用這段時間壯大自已。蘇聯(lián)的援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學會他們的技術，培養(yǎng)自已的人才。我在訪問蘇聯(lián)時，看到他們如何從一戰(zhàn)后的一片廢墟中重新崛起，靠的不是外援，是教育和技術。”李宇軒說著說著慢慢的想到了一些事。
“主任，您在想什么？”一位將領的問話打斷了他的思緒。
“沒什么，想起一些舊事。”李宇軒收回目光，“關于這個條約，我建議你們重點關注重工業(yè)和軍事工業(yè)的轉移。這是蘇聯(lián)能夠給的最大幫助，也是華夏最需要的。”
來訪者們認真記錄著。離開時，那位兵團參謀長在門口轉身，深深鞠了一躬：“謝謝主任。”
門重新關上，李宇軒坐回椅子，拿起鉛筆在一張紙上寫下幾個字：東北、重工業(yè)、五年計劃、自主。然后又將紙片慢慢撕碎，扔進火爐。
三月的華夏，兩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同時打響。
一場在會議室和辦公室中，陳云領導的政務院財經委員會正推行著前所未有的全國財經統(tǒng)一工作。另一場在華東、中南的山林湖泊間，解放軍大規(guī)模剿匪行動全面展開。
功德林內，李宇軒通過報紙和來訪者的講述，密切關注著這兩場“戰(zhàn)役”。
“景公，今天陳云主任的報告公布了。”劉廣志將一份文件放在桌上，“全國財政收支、物資調度、現(xiàn)金管理全部統(tǒng)一到中央。”
李宇軒接過文件，仔細閱讀。作為曾經管理過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和第五軍系的人物，他深知財政統(tǒng)一對于政權的重要性，也清楚其中的艱難。
“國民黨輸?shù)舸箨懀斀浕靵y是重要原因之一。”他輕聲說道，更像是在自言自語，“1935年法幣改革時，我曾向少東家建議建立獨立于地方勢力的中央銀行體系，可惜未被采納。”
劉廣志靜靜地聽著。
“陳云做得對，”李宇軒繼續(xù)說，“但關鍵在于執(zhí)行。華夏這么大，地方勢力根深蒂固。財經統(tǒng)一不僅僅是政策，更是一場政治斗爭。”
劉廣志驚訝地看著他：“景公，您怎么知道……”
“還有剿匪，”李宇軒轉換話題，“報紙上說進展順利，但實際呢？”
“這個...”
“不方便說就算了。”李宇軒擺擺手，“但我提醒一點：剿匪不能只靠軍事。我在豫章‘圍剿’赤軍時——抱歉，當時你們叫赤軍——吃過這個虧。軍事清剿只能暫時壓制，要根除匪患，必須解決土地問題、就業(yè)問題，讓老百姓有活路。”
這番話讓劉廣志陷入了沉思。確實，一些剿匪前線反映，單純的軍事行動效果有限，許多土匪是被生計所迫的農民。
“我會將您的建議轉達給相關部門。”劉廣志鄭重地說。
當天下午，又有一批特殊的訪客到來——幾位準備前往西藏的解放軍高級干部。他們聽說功德林里關著一位熟悉邊疆事務的老將軍，特地前來請教。
“進軍西藏，籌備工作比軍事行動更重要。”李宇軒開門見山地說，“我在抗戰(zhàn)期間負責過西南邊疆防務，對西藏情況略有了解。關鍵不是打敗藏軍——他們戰(zhàn)斗力有限——而是如何贏得藏族同胞的支持。”
他詳細講述了西藏的地理、氣候、宗教和社會結構，特別強調了尊重藏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1931年，我曾代表國民政府與藏族土司談判，明白了一個道理：在邊疆地區(qū)，武力只能征服土地，文化才能征服人心。”他從抽屜里拿出一本泛黃的筆記本，“這是我當年的一些記錄，也許對你們有用。”
幾位干部如獲至寶，鄭重接過筆記本。
“主任，您為什么……”一位年輕的干部忍不住問，“為什么愿意幫助我們？”
李宇軒沉默片刻，緩緩說道：“因為華夏不能再分裂了。我在德國見過分裂的苦果，在美國見過強大的好處。華夏必須統(tǒng)一，必須強大。至于黨派之爭……”他頓了頓，“歷史自有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