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十二時整,太原號平穩降落在滿洲里城北的系留場。
四臺發動機依次停轉,螺旋槳葉片緩緩停止轉動。地勤人員快步上前,將系留纜繩固定在鋼樁上。
吊艙門打開后,各方人員魚貫而出,再次踏上地面。
太陽正在頭頂,陽光直直地照下來,有些刺眼。每個人的影子都很短,縮在腳下,跟著他們往前走。影子的形狀奇怪,是因為走路的人姿態變了。有的人肩塌下去,有的人脖子梗著,有的人步伐比來時慢了許多。
爾察克走在最前面。
那件舊俄式軍大衣的領口豎得很高,遮住了半邊臉。
帽檐壓得很低,只露出下巴和嘴唇。
嘴唇抿成一條線,干裂的皮翹起來,有些泛白。
他的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實了,靴底碾過凍雪,吱嘎作響。
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腳印,間距均勻。
列別捷夫跟在他身后半步。
右手攥著那份演習手冊,攥得太緊,紙張邊緣已經皺了。
指節泛白,手背上青筋凸起。
他低著頭,目光落在前面的腳印上,一步不差地踩著。
謝苗諾夫走在最后面。
他高大的身軀此刻有些佝僂,肩膀往前扣著,像扛著什么看不見的重物。
走幾步就停下來,回頭看一眼那艘銀灰色的飛艇。
看幾秒,再轉過去繼續走。走幾步,又回頭。
第三次回頭時,他站住了,盯著遠處演習區域的方向,盯著那片什么也看不見的空地。
嘴唇動了動,沒出聲。然后轉過去,繼續走。
招待所門口,一個佩戴中尉肩章的參謀軍官迎上來。
他微微欠身,“各位辛苦了。休息區已經準備好,東側院落是貴方專用。熱茶和晚餐會按時送到,如有任何需要,請隨時按鈴。”
他的聲音不高不低,說完就側身讓開,抬手示意院門的方向。
高爾察克點了點頭。
按軍官的指點的方向,走向白俄代表團的獨立院落。
推開院門,穿過積雪的庭院,走進那棟二層小樓的客廳。
他在壁爐前站定,背對著眾人看著壁爐里的火焰,沒有出聲。
壁爐里的火光映在高爾察克的側臉上,一跳一跳的。
列別捷夫、吉米廖夫、謝苗諾夫、卡普佩爾、迪特里希斯陸續跟進來。
最后一個進來的參謀關上了門。
沒有人坐下,也沒人說話。
客廳中只有柴火燃燒時發出的噼啪作響。
很久!很久!
謝苗諾夫終于忍不住了。
他一屁股坐進沙發里,沉重的身軀壓得彈簧吱呀一聲響。
從口袋里摸出煙斗,塞進煙絲,劃火柴,手抖得厲害,劃了三次才劃著。
“說吧。”他噴出一口濃煙,聲音沙啞,“現在怎么辦?”
吉米廖夫走到窗前,背對著眾人,望著窗外漸暗的天色。
他的聲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說給所有人聽。
“我在圣彼得堡軍事學院讀書的時候,教官講過一句話。他說:戰爭史就是武器史,武器史就是戰術史。誰先看懂下一場戰爭怎么打,誰就能活。”
他轉過身,面對屋里的人。
“今天我看懂了。”
謝苗諾夫的煙斗停在嘴邊。
吉米廖夫繼續說:“我們打過的仗,是靠人堆的。塹壕、鐵絲網、機槍、火炮預備、步兵沖鋒。一個師團展開,正面三公里,縱深兩公里。打三天,推進五百米,死兩千人。這叫一戰打法。”
他停頓了一下,喉結滾動。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什么?坦克集群在炮火覆蓋的同時就已經沖過來了。他們不是先轟再沖,是邊轟邊沖。炮彈落在敵人頭上,坦克已經開到敵人眼前。敵人還沒從掩體里抬起頭,裝甲車已經把步兵送到了陣地后面。”
他走回壁爐邊,伸出手烤火,火光映在他臉上,一跳一跳的。
“步兵呢?我們一直覺得步兵就是步兵,兩條腿走路,到了地方再打。他們不是。他們的步兵坐在裝甲車里,跟坦克一起沖。敵人以為打退了坦克就沒事了?剛松一口氣,裝甲車已經沖進陣地,機槍掃一遍,步兵跳下來清剿,三分鐘,上車,繼續往前。”
他轉過身,看著所有人。
“這是一種全新的打法。坦克、火炮、裝甲車、飛機,相互配合起來用。”
卡普佩爾站在墻角,一直沒動。他是高爾察克麾下最能打的將軍,西伯利亞冰上行軍的奇跡創造者。此刻他低著頭,看著自己的靴尖。靴子上沾著滿洲里的雪,已經開始化了,水漬印在地板上。
他抬起頭,聲音很輕。
“吉米廖夫說得對。不是武器的問題。是打法的問題。是戰爭意識形態的問題”
他往前走了兩步,站在壁爐邊。
“一九一六年,我在西南方面軍。當時,布魯西洛夫將軍為了發動進攻,我們用了兩個月準備,集中了六十萬兵力,一千多門火炮。打了三個月,推進了八十公里,傷亡五十萬,終于打破了僵局。當時我們覺得那是了不起的勝利。”
他頓了頓。
“今天我看到他們六個小時全殲十個師團,我就在想一件事,如果當年我們有這種打法,那場戰爭會是什么樣子?還需要打三年嗎?還會死那么多人嗎?”
沒人回答。
壁爐里的火燒得正旺,偶爾爆一聲。
謝苗諾夫把煙斗從嘴里拿下來,盯著里面暗紅的炭火。
“假如有一天,我們與山西發生沖突,我在想,就算把全西伯利亞的哥薩克都拉過來,面對坦克集團沖突時,只能成了人家戰功”
他搖了搖頭。
“擋不住的。子彈打不穿,刀砍不動。還沒沖到跟前,就被機槍掃光了。”
列別捷夫一直沒有說話。他坐在角落的椅子里,面前攤著那份演習手冊。他翻到某一頁,用手指點著上面的字,嘴唇動著,像是在默念。
高爾察克看著他。
“阿納托利·尼古拉耶維奇,你在看什么?”
列別捷夫抬起頭。他的臉色很平靜,但眼神有些不一樣,像是在努力消化什么東西。
“我在看他們的編制。”他把演習手冊轉過來,指著上面那些數字和符號,“你們注意沒有?他們的旅,不是我們那種旅。他們的旅,有坦克營、裝甲步兵營、自行火炮營、防空營、工兵連、通訊連、偵察連。所有兵種都編在一起,旅長一個人指揮。”
他停頓了一下,繼續說。
“我們打仗的時候,坦克是坦克,步兵是步兵,炮兵是炮兵。要協同,得上級下命令,得聯絡,得等。等到了,仗已經打完了。他們不是。他們的旅長自己就能把所有兵種同時用上,想什么時候協同就什么時候協同,想怎么協同就怎么協同。”
謝苗諾夫皺起眉頭。
“你的意思是,不是他們的人比我們能打,是他們打仗的辦法,跟我們不是一回事?”
列別捷夫點了點頭。
“就是這個意思。我們是在用一種已經過時的理念打仗。他們是在用一種新的辦法。所以結果是注定的。”
屋里安靜下來。
高爾察克坐在沙發上,一直沒有說話。他盯著壁爐里的火焰,看了很久。
“我在海軍的時候,”他終于開口,聲音很低,“聽過一個詞。叫技術革命。意思是,當一門新技術出現的時候,誰先學會用它,誰就能贏。”
他抬起頭,看著所有人。
“一九〇五年,對馬海戰。我們的艦隊比日本人的大,炮比他們的粗,船比他們的多。但我們輸了。輸在哪?輸在通訊、輸在指揮、輸在訓練、輸在戰術。我們還在用納爾遜時代的打法,他們已經在用無線電指揮了。”
他停頓了一下。
“今天,我又看到了對馬海戰。只不過這次是在陸地上。”
謝苗諾夫的煙斗掉在膝蓋上,他撿起來,又塞進嘴里。
卡普佩爾重新低下頭,盯著地板上的水漬。
吉米廖夫站在窗前,望著外面已經完全黑透的天色。
列別捷夫把演習手冊合上,放在膝蓋上,手指輕輕按著封面。
過了很久,高爾察克站起身,走到窗前,站在吉米廖夫旁邊。
“吉米廖夫,你在想什么?”
吉米廖夫沒有回頭。他看著窗外的夜色,聲音很輕。
“我在想,我們這代人,打了二十年仗。從一九〇四年打到一九二〇年。日俄戰爭、一戰、國內戰爭。我們以為自己什么都見過了,什么都懂了。今天才知道,我們什么都不是。”
吉米廖夫從窗前走回來,在沙發邊坐下。他看著高爾察克,眼神變了。那是一種奇怪的混合:疲憊,釋然,還有一絲若有若無的希望。
“海軍上將閣下,”他說,“我看到我們的未來。”
高爾察克沉默了很久。
“吉米廖夫,”他終于開口,“你還記得一九一七年嗎?”
吉米廖夫愣了一下:“當然記得。”
“那時候我們在黑海。你是個年輕的外科醫生,剛從前線調過來,第一次上我的旗艦。你問我:海軍上將閣下,我們打的這場仗,到底是為了什么?”
高爾察克繼續說:“我當時怎么回答的?我說:為了俄羅斯。為了讓俄羅斯不被那些瘋子毀掉。為了讓我們的孩子還能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散步,還能在莫斯科的大劇院里聽歌劇。”
他看著壁爐里的火,聲音越來越低。
“現在呢?圣彼得堡改名叫彼得格勒了,還在布爾什維克手里。莫斯科的大劇院,聽說改成了什么工農文化宮。涅瓦大街?我們的孩子,有幾個還能回去?”
吉米廖夫的眼眶紅了。
高爾察克抬起頭,看著屋里所有人。
“我給你們講一個故事。一九一九年春天,我們在托博爾斯克。那時候我們還有二十萬人,還有希望。有一天晚上,一個年輕的中尉來找我。他剛從烏拉爾山那邊逃回來,身上帶著傷。他說,海軍上將閣下,我父親被布爾什維克殺了。我母親和妹妹失蹤了。我的房子被燒了。我沒有地方可去了。但我還能打仗,讓我跟著您吧。”
他頓了頓。
“我問:你打完了仗,想去哪兒?他想了很久,說:我不知道。也許,找一個地方,重新開始。”
高爾察克的聲音停了。
壁爐里的火燒得很旺,把所有人的臉映成橙紅色。
“吉米廖夫,”他說,“我們打了三年。死了多少人?一百萬?兩百萬?剩下的這些人,還有幾個能回圣彼得堡?還有幾個能回莫斯科?他們像那個中尉一樣,沒有地方可去了。他們需要的,不是俄羅斯。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重新開始的地方。”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外面已經黑透的夜色。滿洲里的燈火在遠處閃爍,星星點點。
“濱海不是俄羅斯。從來都不是。那個地方,四十三年前還是中國的。我們的移民去了,建了城市,修了港口,覺得那是我們的了。但歷史不會因為你覺得,就變成真的。”
他轉過身,看著所有人。
“但如果我們在那里,重新開始。如果我們不再想著恢復什么,不再想著回去哪里,只是活著,像人一樣活著。如果我們的孩子在那里長大,上學,工作,結婚。如果有一天,他們問我們,爸爸,我們是從哪里來的?我們可以告訴他們,我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在那里吃了很多苦,然后在這里,重新開始。”
他的聲音停了。
屋里靜得只能聽見壁爐的噼啪聲。
“海軍上將閣下,”吉米廖夫忽然說,“那個中尉,后來怎么樣了?”
高爾察克沉默了一會兒。
“他死了。一九一九年冬天,在鄂木斯克。凍死的。撤退的時候,他把自己的大衣給了他的班長。班長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吉米廖夫沒有說話。
過了很久,高爾察克說:“我們不要再讓那樣的事情發生了。”
這是白俄代表團的房間里,最后一句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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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獨立小樓,日本代表團的房間。
森連中佐坐在硬木椅上,面前攤著一疊空白的電報稿紙。加藤章站在窗前,背對著他,望著外面漸暗的夜色。
壁爐里的火燒得很旺,但屋里仍然讓人覺得冷。
森連的手里攥著鋼筆,攥得太緊,指節泛白。稿紙上一片空白,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
加藤章終于轉過身。他走到桌邊,拿起那份電報稿紙看了看,又放下。
“寫不出來?”
森連沒有說話。
加藤章在他對面坐下,摘下眼鏡,用麂皮慢慢擦拭。這是他思考時的習慣動作。
“我今天一共數了三遍。”加藤章說,聲音很輕,“第一遍,一千輛。第二遍,還是一千輛。第三遍,一千一百二十三輛。我數到后面,他們已經開始突破了,我忘了數到第幾輛。”
森連的鋼筆在稿紙上戳了一下,戳出一個小洞。
“六個小時,全殲十個師團。”他重復加藤章剛才的話,聲音沙啞,“你知道嗎?去年冬天,我們參謀部用沙盤推演,最好的結果是用六個師團在預設陣地擋住兩個旅的進攻,代價是傷亡百分之四十。”
加藤章戴上眼鏡,看著他。
“那是沙盤。今天這是真的。”
森連的喉結滾動了一下。他把鋼筆放下,又拿起來。放下,又拿起來。
“加藤君,”他終于開口,“你在海參崴待了多久?”
“兩年四個月。”
“見過俄國人打仗嗎?”
“見過。高爾察克的部隊,謝苗諾夫的哥薩克,還有紅軍。”加藤章頓了頓,“都見過。”
森連點點頭。他把鋼筆擱在稿紙上,雙手交握,放在膝蓋上。那姿勢像在克制什么。
“我今天在想一件事。”他說,“我們跟俄國人打了多少年?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陸戰打了十九個月。我們死了八萬人,傷了十五萬。那時候覺得,值。因為贏了。因為從旅順打到了奉天,因為俄國人簽了和約,承認了我們在南滿的利益。”
加藤章沒有說話。
森連繼續說:“后來打德國人。青島,兩個月,死了一千多人。不多。那時候覺得,帝國陸軍,亞洲第一。俄國人不是對手,德國人也不是對手。”
他的聲音越來越低。
“可是今天……”
他停住了。
屋里安靜下來。壁爐里的火燒得噼啪響,火星偶爾濺出來,落在爐前的鐵板上,很快熄滅。
加藤章等了一會兒,見他不再說,便接口道:“今天怎么了?”
森連抬起頭,看著他。
“今天我看見的,不是俄國人。不是德國人。是中國人。是我們從來沒用正眼看過的中國人。他們有一千輛坦克,我們有幾十輛。他們有五百門自行火炮,我們連什么是自行火炮都沒搞明白。他們的步兵能坐裝甲車跟坦克一起沖,我們還在練步兵沖鋒。”
他的聲音開始發抖。
“加藤君,你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意味著我們引以為傲的那一套,已經過時了。我們還在用一九一四年的打法,人家已經用一九二〇年的打法了。我們差了一代,整整一代。”
加藤章沉默了一會兒。
“森連君,你今天看到的,我也會看到。你想到的,我也在想。”他摘下眼鏡,又擦起來,“但有一件事,你可能沒想。”
“什么事?”
“他們為什么讓我們看?”
森連愣住了。
“我想不明白。”加藤章慢慢說:“這種演習,按理說是最高軍事機密。換作是我,手里有這種東西,藏著還來不及。讓對手看清楚自己有多少家底,這不是愚蠢嗎?”
“森連君,你覺得他們愚蠢嗎?”
“從滿洲里戰役到現在,一年了。他們每一步都走在我們前面。卡鐵路,困白俄,收難民,建基地,現在搞這場演習。每一步都算計好了,每一步都踩在點上。這樣的人,愚蠢嗎?”
森連沒有說話。
“所以,他們不是愚蠢。他們是故意的。”
森連皺起眉頭:“故意?故意讓我們看見?那他們圖什么?”
加藤章摘下眼鏡,用麂皮慢慢擦拭。這是他思考時的習慣動作,但這一次,他擦得很慢,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思路。
“森連君,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為什么會在西伯利亞?”
森連愣了一下:“因為干涉。因為要阻止布爾什維克……”
“不。”加藤章打斷他,“是因為我們有能力去。一九一八年,我們的軍隊能從海參崴一路打到赤塔,是因為我們強。是因為俄國人弱。是因為沒有人能擋住我們。”
他戴上眼鏡,看著森連。
“可現在呢?我們還能嗎?”
加藤章繼續說:“今天他們讓我們看的,不是武器。是實力。是讓我們親眼確認,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在西伯利亞為所欲為了。我們的九萬部隊被卡在鐵路線上,進退不得。我們的四個師團在南滿,面對的是十個旅。”
他停頓了一下,聲音壓得更低。
“這不是展示。這是宣告。宣告從今天開始,遠東這個地方,不是我們說了算了。”
森連的嘴唇動了動,沒說出話來。
加藤章站起身,推開窗戶,讓冷風灌進來,吹得桌上的稿紙嘩嘩響。
“可是加藤君,”森連在后面說,“如果只是想宣告,那他們做到了。我們知道了,東京也會知道。然后呢?”
加藤章沒有回頭。
“然后?然后我們就要面對一個選擇。”
“什么選擇?”
加藤章的聲音從窗前傳來,被風吹得有些散,但每個字都聽得清。
“追,還是不追。”
森連又愣住了。
加藤章繼續說:“他們今天展示的,是一千輛坦克,五百門自行火炮,兩千輛裝甲車。這不是終點。這是起點。他們想讓我們知道,這是他們現在的水平。然后呢?我們怎么辦?”
他轉過身,靠在窗框上,看著森連。
“我們回去報告,東京震驚,參謀本部開會,陸軍大臣拍桌子,說必須追趕。然后呢?錢從哪里來?造一輛那樣的坦克,要多少鋼鐵?多少機床?多少熟練工人?訓練一個那樣的車組,要多少時間?多少炮彈?多少汽油?”
森連的臉色變了。
加藤章走回桌邊,拿起那份空白的電報稿紙,在手里抖了抖。
“森連君,你知道帝國一年的軍費是多少嗎?你知道造一千輛坦克要花多少嗎?你知道養那樣十個旅,一年要燒掉多少嗎?”
他把稿紙放下。
“他們讓我們看見這些,就是要讓我們去想這些問題。想得越多,越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追不上。明白追也要花無數錢,明白追也要花無數年。然后呢?然后我們怎么辦?不追,就永遠落后。追,就把國力耗進去。耗進去,其他地方就顧不上了。海軍呢?航空呢?國內建設呢?”
他停下來,看著森連的眼睛。
“這叫陽謀。”
森連的喉結滾動了一下。他的聲音有些發干:“陽謀?”
“對。”加藤章點點頭,“陰謀是藏著掖著,讓你猜。陽謀是擺給你看,讓你知道,但你沒辦法。你明明知道他們在干什么,但你只能照他們畫的線走。因為你沒有別的選擇。”
他重新坐下,雙手交握,放在桌上。
“他們今天告訴我們,差距在這里。我們回去報告,東京決定追。然后呢?接下來五年,十年,我們就要把無數錢扔進去,追趕一個可能永遠追不上的目標。而那些錢,本來可以造軍艦,可以建工廠,可以修鐵路。全扔進去了。”
森連的臉色已經白了。
“你是說……他們在消耗我們?”
加藤章點了點頭。
“消耗。這個詞用得好。他們在消耗我們。用一場演習,用六個小時,讓我們自己消耗自己。不是用炮彈,是用我們自己的焦慮,我們自己的不甘心,我們自己的所謂帝國尊嚴。”
他頓了頓,聲音更低。
“而我們,只能往里跳。因為不跳,就連最后那點尊嚴都沒了。”
屋里陷入漫長的沉默。
壁爐里的火苗跳動著,把兩個人的影子投在墻上,忽長忽短,忽明忽暗。
森連坐在那里,一動不動。他看著面前那疊空白的電報稿紙,看著上面那個被鋼筆戳出來的小洞,看著自己攥著鋼筆的手。
那手已經不抖了。
他忽然覺得很冷。
不是因為窗戶開著。是因為他終于看懂了。
這場戲,從他們踏入滿洲里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寫好了劇本。每一步,每一句話,每一場會面,每一次等待,最后這場演習,全部都是設計好的。
讓他們看,讓他們數,讓他們算,讓他們想。
讓他們自己得出那個結論。
然后讓他們自己去執行那個結論。
而山西人呢?他們只需要坐在那里,看著就行了。
“加藤君。”森連的聲音很輕。
“嗯。”
“我們怎么辦?”
加藤章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把那扇打開的窗戶關上。風聲停了,屋里重新安靜下來。
他轉過身,看著森連。
“寫報告。把今天看見的,全部寫上去。把我們的分析也寫上去。然后發出去。”
森連看著他:“然后呢?”
加藤章走回桌邊,拿起那份空白的電報稿紙,遞給他。
“然后讓東京去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