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李昞的話，李泰的思緒頓時便被拉回了多年之前，他剛剛來到同州時入市采買的經歷。那時候他便對西魏混亂不堪的貨幣流通情況深惡痛絕，并且還打定主意日后自己掌權之后一定要肅清改革一番。

　　只不過日后隨著他的事業越來越大，自己本身也逐漸脫離了第一線的市場交易，對于關中錢幣不行的弊病感觸便不再像之前那樣強烈了。

　　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因為他所推動改造的水力大紡車大大提高了紡織效率，使得他名下產業所生產出來的絹布由于人力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升，卻又能享有相等的購買力，因此李泰對于貨幣改制的想法便越發的不像之前那樣迫切了。

　　畢竟用絹可以買來同樣的商品，但他家的絹布成本卻遠低于市場平均水平，單單這一份差額就能讓他在市場貿易中大得其利。山南道工商貿易發展之所以那么迅猛，與這一點也是密切相關。

　　如今李昞將此舊事重提，而李泰也不再是之前區域性的勢力首領，需要立足于整個西魏政權和社會來看待這一問題，視角和心態都有不同，便不能再像之前那樣因為絹帛交易的利潤而罔顧實實在在的社會問題。

　　府兵勛士們由于除了維持生計，還要籌買置辦許多軍需用品。諸如《木蘭辭》中所描寫的“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使得這些府兵入市買賣交易的需求更大。西魏如今惡劣的貨幣交易現狀，對他們而言就是極大的困擾了。

　　畢竟這些軍士個體入市交易不同于大宗的商品買賣，可以通過實物結算來彌補貨幣的不通。他們的交易需求既頻繁，價值通常也不會太大，因此便需要極高的便捷性。

　　用實物充當貨幣的交易方式，正所謂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則有負檐之難，唯錢行于世，才可濟世之宜。

　　講到南北朝尤其是后三國的貨幣改革，就不得不提一嘴高澄。高澄在東魏武定年間主持進行貨幣改革，重新鑄造北魏孝莊帝年間所鑄永安五銖，并且這貨幣其重如文，以通行于世。

　　但高澄的貨幣改革除了重新鑄造足重之錢外，還規定諸市門懸稱以稱入市之錢的輕重，發行新錢的同時并沒有禁行舊錢，只要舊錢足重便仍可入市買賣，大大降低了減重之錢和鉛鐵雜充的劣錢進入市場的概率。

　　這種鑄足重錢與市場管制并行的方式，使得東魏北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貨幣政策之穩定都冠絕后三國，以至于到了北齊后期就連租調都要折錢上繳。

　　當然到了高湛父子時期的幣制崩壞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憑這爺倆的折騰勁，給他們一個隋文帝的家業也遭不住起早貪黑的瞎折騰。

　　北齊所統治下的河北地區，也成了當時天下商貿發展最為繁榮的區域之一。而高澄這種貨幣改革的思路，也為后世統治者所借鑒與沿襲。

　　如果從階級角度而言，鑄幣毫無疑問就是對民間財富的一次掠奪和洗劫。但是從貨幣金融角度而言，則就是給經濟增添助力，讓社會發展變得更有活力。

　　李泰在將咸陽驃騎府巡視一番后，便帶著人和錢這兩個問題返回了長安。

　　返回長安之后，他便先將度支尚書裴鴻并其他幾名財務相關的官員一并招至直堂中來，商討貨幣改革的一個可行方案。

　　關中并不是沒有錢，大統年間甚至還鑄過兩三次錢，只是因為錢幣品質太劣，一直沒有推行開來。像是長安這種交易需求旺盛的大城市，世道中倒是也有錢幣流通，但是因為錢幣的品質、樣式等等各種原因，交易能不能達成也要看緣分，而因錢貨引起的糾紛也不時發生。

　　眼下的長安府庫中，還存放著為數不少的錢幣，主要都是大統十二年之后所鑄。

　　大統十二年獨孤信平定涼州叛亂，之后河西走廊重新被打通，而東魏高澄也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于東魏境內推動幣制改革，所以這一批的鑄錢主要是為了應付新增長起來的貿易需求，還有就是到東魏境內去魚目混珠的搜買物資。

　　不過胡商們也不是傻子，當時的西魏在絲路貿易上也還沒有確立起太高的話語權，沒能借著這一波鑄幣洗劫一把。而東魏在高歡去世之后不久便發生了侯景之亂，整個河南亂成一團，也讓東西方民間的商貿互動為之停滯。

　　這一批錢幣雖然散出一部分，但大多數還是擠壓庫中，偶爾用來霸府市買物資或者是賞賜功士，并沒有在市面上真正的流通開來。

　　這就是西魏當下的貨幣現狀，民間乏錢可用，主要是缺乏市場認可度高的好錢使用，而官府的倉庫中則堆積著數量眾多的爛錢，也難用以洗劫民財。

　　李泰當然不是要鑄幣以洗劫民財，而是為了解決切實存在的社會問題，所以既然要鑄造新錢，那就要鑄造足重的好錢。如此才能重新塑造市場信心，培養貨幣使用習慣。

　　如今朝廷所積儲的銅料數量也有不少，隨時都可以開爐鑄錢。只是后續錢幣的投放和規范使用、以及對于私鑄盜鑄行為的監管才是推行新錢的重中之重。

　　關中惡錢雜行久矣，一旦出現這種足重質美的好錢，第一便會引發囤積收藏，第二便會引發違法熔鑄。新行的錢幣長期在市場上流通量不足，發行了等于沒有發行，反而會耗費朝廷的人力物力與執法成本，并且損害新錢的信用。

　　對此李泰跟臣屬們討論一番之后，還是決定新鑄錢幣并不直接全面向民間投放，而是優先投入軍市交易之中，先向軍士們進行賒貸，在軍市當中形成一個回流，然后再漸次放大投入的規模與范圍。

　　之所以要作如此謹慎的嘗試與限制，還是關中的經濟體量與河北相比仍小，加上賦稅水平也比較沉重，一旦小民財富因為貨幣改革而出現了價值的巨大波動，甚至便有可能赤貧破產。歸根到底，還是關中的社會民生對抗風險的能力仍然比較弱小。

　　貨幣這樣一個多年處于無序狀態的交易體系再被重新啟用，貨幣在與商品掛鉤的同時，會隨著市場信心的變化而出現高低起伏。這種起伏是官府都難以預判和控制的，只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頻繁的市場交易來逐步穩定。

　　這個過程難免會出現一些投機行為，錢漲銅高、谷帛如土，賭對了那就喜笑顏開，賭錯了難免傾家蕩產。

　　李泰作為政策的決策人，也做不到控制所有人的思想行為，他能做的就是用謹慎的態度逐步去推動，給社會預留下足夠反應和消化的時間，盡量降低幣制改革給社會財富帶來的猛烈沖擊。

　　在經過一番討論之后，鑄造新的錢幣這一事情便被立項、加入到接下來的政府事程之中，而新的貨幣則就擬定為“同治五銖”。

　　鑄造同治五銖，是為了滿足國內的市場交易需求，但如今的西魏同樣也有著大量的對外貿易。像是隴右、蜀中、山南，包括陜北都進行著許多對外的商貿活動。而且接下來淮南還要建立一個與南梁之間商貿互市的自貿區，用與江東之間進行市貿。

　　河套地區所設立的靈州總管府以及下轄的五原定邊城，同樣也兼具一個與塞外胡部進行互市的職能，從而加強對整個漠南地區的滲透和影響。

　　眼下李泰對內推行的貨幣政策是為了激發社會活力，所以在境內貨幣供應充足之前，是不考慮將同治五銖錢向外推行。錢雖然不會長腳，但是人會。

　　為了避免大量的同治五銖借著對外商貿流出于境外，除了對同治五銖的使用場景加以限制之外，李泰還打算鑄造一種新的專門用于對外商貿的貨幣，暫時擬定為同治萬國錢，與同治五銖的兌換關系是以一當十。

　　這種當十錢只能用于對外商貿，不準在境內流通。這自然就是為的掠奪境外商賈之利了，只要這些外貿商人想要進行商貿，就需要賣出自己的商品以換取萬國錢，否則那就不能入市交易。至于給李泰提供信心的，除了西魏越發強大的軍事實力之外，還有蜀錦和砂糖這種絕對強勢、舍此別無的商品！

　　不過在這兩種新的貨幣正式鑄造推行入市之前，還有一些防范工作要進行，那就是盡量掃清市場上存在的銅料，以及控制好一眾儲銅大戶。

　　同治五銖錢因其足重的特點壓低了私鑄的利潤，只需要提防通過各種渠道退出流通市場。同治萬國錢則是一種不折不扣的高利潤外貿貨幣，一旦被大批的私鑄壞市，那影響可是非常惡劣的。

　　關中錢賤，連帶著銅的價格也不是很高，并不是表現強勢的商品，因此民間正常情況也不會大筆儲存。而擁有大宗銅料的，往往就是沙門佛寺。

　　在各種因素累加之下，李泰也覺得長安這一場持續兩個多月的大辯論應該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