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的清晨浸著湖水的濕冷。
樊霄站在國際藥品注冊協調會議(ICH)中心對面的咖啡館二樓。
這個位置他提前三天就選好了。
靠窗,視野開闊,能將會議中心主入口盡收眼底,又不會顯得太過刻意。
他穿了一件淺灰色的羊絨衫,外面套著深藍色的休閑西裝。
不能太正式,會像刻意打扮過;
也不能太隨意,顯得不夠尊重。
這個度他推敲了很久,甚至在酒店房間里試穿了七套不同的搭配,最后才選定這一身。
會議九點開始,現在是八點四十五分。
按照日程,中國代表團會在八點五十左右抵達。
游書朗作為國家藥監局審評一科的新銳力量,這次被選入代表團參與罕見病藥物審評指南的討論。
這個消息,樊霄是通過“歸途”在中國藥監局的備案聯系人旁敲側擊得知的。
他提前三天抵達日內瓦,每天都會來這個咖啡館坐兩個小時。
第一天,他確認了視野。
第二天,他模擬了走位。
從哪個角度“偶遇”最自然,打招呼時應該保持多遠的距離,說話時長控制在幾分鐘以內。
第三天,也就是昨天,他反復練習了開場白。
“真巧,游科長也來參會?”
不行,太生硬。
“日內瓦的天氣比北京濕潤些,游科長還適應嗎?”
不行,太像寒暄。
最后他決定這樣說:“關于孤兒藥加速審評的數據透明度問題,會上的討論很有意思。游科長有什么看法?”
從專業切入,最安全,也最符合他們的身份。
然后呢?
然后他會根據游書朗的反應,決定是說“期待未來在專業領域有更多交流”,還是“不打擾了,您先忙”。
整個“偶遇”必須控制在五分鐘以內。
不能長,長了會暴露刻意;不能短,短了達不到“確認他一切都好”的目的。
樊霄看了一眼手表:八點四十八分。
他放下咖啡杯,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戒圈。
心跳得有些快,這種緊張感甚至超過了第一次主持樊氏股東大會的時候。
窗外的街道開始熱鬧起來,各國參會者陸續抵達。
他看到幾個亞洲面孔的團隊走過,但不是中國代表團。
八點五十分,手機震動了一下。
樊霄瞥了一眼屏幕,是白助理的號碼。
他沒接,這個時候任何事都不能打擾。
但手機持續震動,固執地響著。
他皺眉,最終還是拿起來接通,聲音壓得很低:“我在忙,稍后回電。”
“樊總,”白助的聲音透著焦急,“剛收到的消息,中國代表團行程有變。游科長因國內突發重大藥品安全事件,已取消行程,連夜回國參與應急處置。”
樊霄的手指僵住了。
咖啡館的背景音樂是舒緩的爵士樂,鋼琴聲流淌著,但他什么都聽不見。
耳邊只剩下助理那句話的回響:“……連夜回國……”
“什么時候的事?”他問,聲音出乎意料地平靜。
“應該是昨天凌晨的航班。我們的人今天早上確認代表團名單時才發現的。”
“知道了。”電話掛斷。
樊霄還握著手機,目光仍然鎖在會議中心的入口。
陸續有團隊進去,有說有笑,交換名片。
一個穿著深色西裝的中國代表團終于出現了,但只有五個人,沒有游書朗。
他數了一遍,又數了一遍。
確實沒有。
手中的咖啡杯輕輕一晃,深色的液體濺出來幾滴,落在淺色的桌布上,暈開一小片污漬。
樊霄盯著那片污漬看了幾秒,然后放下杯子,抽出一張紙巾,慢慢地、仔細地擦拭。
動作很穩,沒有顫抖。
擦干凈后,他將紙巾疊好,放在杯墊旁,然后重新看向窗外。
會議中心的大門開了又關,最后一批參會者匆匆進入。
九點整,門口只剩下安保人員和偶爾經過的路人。
樊霄還坐在那里。
咖啡館的服務生過來添水,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后還是默默離開了。
窗外的陽光漸漸明亮起來,透過玻璃灑在桌面上,照亮了空氣中飛舞的微塵。
樊霄看著那些塵埃在光柱中旋轉、升騰,最后消失在陰影里。
一種巨大的失落感緩緩地、沉重地壓下來。
不是憤怒,不是難過,甚至不是失望。
而是某種更深的東西,像潮水退去后裸露出的礁石,冰冷、堅硬、無法回避。
他提前三天抵達,推敲每一個細節,模擬每一種可能。
他甚至想過最壞的情況:游書朗看到他,皺眉,轉身離開。
那也沒關系,至少他看到了他,確認他氣色不錯,走路時脊背依然挺直。
但他沒想到,連“看見”這個最低限度的愿望,都會落空。
連這樣一次精心策劃、保持距離的“偶遇”,命運都不肯給。
樊霄忽然低低地笑了一聲,很輕,帶著一絲苦意。
“樊霄,”他對自已說,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這就是界限。你必須看清。”
不是游書朗在躲他,游書朗根本不知道他會來。
是國內有藥品安全事件需要他回去處理,這是他的工作,他的責任。
而他樊霄,連出現在他視線里的資格,都已經被剝奪了。
不是被游書朗剝奪的,是被他們之間那堵無形的墻——時間、空間、身份、過往,還有他親手造成的傷害。
他站起身,結賬,離開咖啡館。
走在日內瓦清晨的街道上,湖邊吹來的風有些冷。
樊霄沒有叫車,沿著湖岸慢慢走。
路過一個街頭藝人,正在拉小提琴,琴聲凄美悠揚。
他停下腳步,聽了一會兒。
然后從錢包里抽出一張紙幣,放進藝人面前的琴盒里。
藝人點頭致謝,琴聲未停。
樊霄繼續往前走。
心里那片空茫逐漸被另一種情緒填滿,不是悲傷,而是一種近乎冷酷的清醒。
既然連這樣遙遠的、克制的“看見”都不被允許,那么他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
讓“歸途”變得無懈可擊。
讓游書朗在工作中接觸到的每一個與“歸途”相關的文件、數據、申報資料,都完美到無可挑剔。
讓“歸途”成為他審評生涯中,最省心、最規范、最值得信賴的合作方之一。
這是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合法的、不越界的“靠近”。
當晚,瑞士巴塞爾,“歸途”全球總部CEO辦公室。
樊霄召集中方項目核心團隊視頻會議。
他坐在辦公桌后,身后的落地窗外是阿爾卑斯山的輪廓,在夜色中若隱若現。
屏幕上陸續出現七八個人的面孔,有研發負責人、法規事務總監、中國區總經理。
“人都到齊了?”樊霄問,聲音平靜。
“齊了,樊總。”
“好。”樊霄身體微微前傾,雙手交疊放在桌面上,“從現在開始,我說,你們聽,有問題最后提。”
會議室里安靜下來。
“第一,”樊霄的目光掃過每一張臉,“從今天起,‘歸途’所有提交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申報資料、溝通函件、核查反饋,標準必須高于國際最高準則。ICH指南是最低要求,我們要做到指南的120%。”
有人欲言又止。
樊霄抬手制止:“我知道你們想說什么,成本、時間、必要性。我先說結論:這是死命令,沒有商量余地。”
他調出一份PPT投屏。
“這是過去五年,中國藥監局對進口創新藥的審評平均時長、補充資料要求次數、以及最終批準率的數據分析。”
樊霄用激光筆指著圖表,“看出問題了嗎?”
研發總監推了推眼鏡:“中國藥監的審評標準越來越嚴格,尤其是數據完整性和透明度方面。”
“對。”樊霄切換下一頁,“這是同期美國FDA和歐盟EMA的數據對比。中國的補充資料要求次數比歐美高出30%,但一旦通過,后續監管核查發現問題比例低40%,說明什么?”
中國區總經理反應很快:“說明中國藥監的審評更細致,但一旦認可,信任度很高。”
“沒錯。”樊霄關掉PPT,看向眾人,“所以,‘歸途’的策略是:我們要做的,比他們要求的更多、更細。數據顆粒度要細到極致,臨床試驗中每個受試者的每次訪視記錄、每份化驗單的原始數據、每臺儀器的每日校準日志,全部附上。透明度要開到最大,研究設計的所有考量、統計分析的所有假設、甚至失敗探索性分析的結果,全部說明。”
他頓了頓,語氣加重:
“這不是討好,不是策略。這是‘歸途’對生命的敬畏,對中國監管者的尊重,也是我們對自已良心的底線。”
會議室里一片寂靜。
法規事務總監小心翼翼地問:“樊總,這樣會不會……暴露太多商業機密?尤其是失敗數據,其他企業都藏著掖著……”
“詹總,”樊霄看向他,眼神銳利,“過去我們靠‘秘密’筑起壁壘,結果呢?壁壘成了囚籠,困死的是自已。”
他調出另一份報告:
“看看這份分析,全球范圍內,因數據不透明導致的研發失敗率高達27%。監管駁回后重新補充數據的平均延誤是14個月。而這14個月里,有多少患者在等藥?”
詹總沉默了。
“信息黑箱導致的重復實驗、監管延遲、患者等待,才是最大的成本和不道德。”樊霄的聲音在會議室里回蕩。
“‘歸途’要賣的,從來不是秘密,而是信任。是讓醫生敢用、讓患者敢試、讓監管敢批的透明和踏實。”
他環視眾人,最后說:
“如果誰覺得這做不到,現在就可以離開‘歸途’。我會按照合同給予補償,好聚好散。”
沒有人動。
幾秒后,中國區總經理第一個表態:“樊總,我支持。其實我們之前就有這個想法,只是擔心總部……”
“現在總部我說了算。”樊霄截斷他的話,“那就去做。散會。”
視頻窗口一個個關閉。
最后只剩下樊霄一個人,坐在空曠的辦公室里。
他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日內瓦清晨的那杯涼咖啡,似乎還在胃里沉著。
不是沒有失落,不是不難過。
但他把那些情緒都壓下去了,壓成了一種近乎偏執的決心。
既然不能靠近,那就用這種方式,讓游書朗在工作中至少能輕松一些。
哪怕游書朗永遠不知道這背后有他的意志。
哪怕“歸途”在游書朗眼里,只是一家“風格很正”的外企。
那也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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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雪天的圍巾
初雪那天,游書朗出門忘帶圍巾,剛走到小區門口,就被樊霄攔住。
他二話不說,解下自已的羊絨圍巾,一圈圈繞在游書朗脖子上,手指還細心地把圍巾角掖好,防止灌風。
“這么大的雪,也不知道操心自已。”樊霄的語氣帶著點嗔怪,眼神卻軟得一塌糊涂。
游書朗摸了摸溫熱的圍巾,上面還帶著樊霄的體溫,忍不住調侃:“樊總這么閑?”
樊霄牽住他的手揣進自已口袋,掌心滾燙:“陪你散步,是我最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