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熾直接列出了數據說話。詹徽口稱嶺北是無底洞，粗看之下似乎真的如此——每年運糧損耗、駐軍軍餉、筑城開銷，加起來確實是筆不小的數目。
然而大明一旦建設嶺北成功，那帶來的收益簡直大到無法想象。
至少從此以后，草原蠻夷再無南下劫掠的根基，大同、宣府等邊鎮再不用常年枕戈待旦。
朝廷可以節省下的邊防軍費，光是九邊每年三百萬兩的常規軍餉，就能削減近半；那些為防備襲擾而征調的民夫、修繕的邊墻，省下的人力物力更是難以計數。
更不用說，嶺北榷場一旦興旺，每年的商稅、關稅保守估計便有五十萬兩，草原的戰馬通過貿易源源不斷輸入，能讓大明騎兵的規模擴大三成，再不用為馬政發愁；而中原的茶葉、布匹銷往漠北，又能反過來牽制蒙古部落，讓他們在經濟上依賴大明，這比單純的軍事威懾更有效。
這筆賬算下來，經營嶺北哪里是填無底洞？
分明是筆一本萬利的長遠投資——前期投入的銀子，三五年便能靠節省的軍費和新增的稅收回本，往后年年都是凈收益，更別提戰略防線推進到漠北中心后，為大明帶來的百年安穩了。
詹徽臉色一僵，手指下意識地攥緊了袖角，不甘心地強辯道：“胖殿下此言差矣！長城乃天險，歷代皆以之為屏障，只需逐年加固，增設烽燧，再派駐精銳邊軍，足以御敵于塞外，何必舍近求遠，去經營那苦寒的嶺北？”
“加固長城？”朱高熾冷笑一聲，聲音陡然提高幾分，響徹大殿，“詹大人怕是忘了，前年宣府長城段崩塌三十丈，光修繕就耗銀八萬兩；今年大同鎮又報，長城沿線烽燧有半數年久失修，需銀五萬兩翻新。長城萬里，處處需守，處處需修，每年光是修繕費用便是五十萬兩，派駐的邊軍更是近百萬兩計，這還不算遇襲后的糧草損耗、兵丁撫恤！”
他目光銳利地盯著詹徽：“可蒙古人來去如風，騎著戰馬在草原上飄忽不定，長城再長，總有缺口可尋——洪武八年，他們從獨石口突入，劫掠延慶；去年又繞開重兵把守的居庸關，襲擾蔚州，難道這些詹大人都忘了？若以嶺北為屏障，在克魯倫河、鄂爾渾河筑城駐軍，將戰場設在草原腹地，他們的牛羊、牧場都在眼皮底下，敢南下劫掠，便端了他們的老巢，如此一來，他們還敢輕易南下嗎？”
“這筆賬，難道詹大人不會算？”朱高熾步步緊逼，“經營嶺北，前期筑城、屯田需銀百萬兩，可一旦站穩腳跟，每年節省的長城修繕費、邊軍軍費便有七八十萬兩，更別提嶺北的戰馬、皮毛，將來通過商路運抵中原，關稅、商稅一年至少二十萬兩。七十萬加二十萬，便是九十萬兩，用不了兩年，便能收回前期投入，這難道是無底洞？倒是詹大人只盯著眼前的修繕費，卻看不到長遠的節流與收益，莫非是賬本只記到今年？”
一番話擲地有聲，像重錘砸在詹徽心上。
他被問得張口結舌，喉結上下滾動，卻吐不出半個字來——朱高熾算的每一筆賬都明明白白，長城的年費、邊軍的開銷、蒙古襲擾的損失，樁樁件件都有憑據，偏他先前只盯著嶺北的投入，壓根沒算過這筆長遠的節流賬。
陡然間，詹徽滿臉漲紅，從臉頰一直蔓延到耳根，連脖頸都泛起赤色。
他支支吾吾地想要反駁，手指在賬冊上胡亂點著，仿佛想從那些密密麻麻的數字里找出破綻，可腦子里亂糟糟的，先前準備好的說辭全被沖散，半天擠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
手里那本他本想用來佐證“嶺北耗財”的賬冊，此刻仿佛有千斤重，壓得他手指發顫。
殿內群臣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有驚訝，有嘲諷，更有幾分看好戲的意味，讓他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自己掌管吏部，自詡精于算計，竟被一個半大的皇孫用賬本堵得啞口無言，這臉算是丟盡了。
朱高熾轉頭看向任亨泰，語氣更沉：“任大人引《周禮》‘邦外侯服’之說，勸陛下棄嶺北，敢問大人，《周禮》亦有‘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之語，難道草原牧民就不是大明子民？他們不懂教化，正因朝廷未曾深入，若因‘不可耕種’便棄之，與當年秦始皇修長城隔絕胡漢，有何區別？”
“至于‘無田可種’，”他話鋒一轉，聲音朗朗，“我已派人查過，嶺北河谷可種青稞、燕麥，去年軍屯畝產三石，足夠駐軍自足。士紳若去，可經營商棧、掌管榷場，難道非得靠種地才能獲利？任大人身為狀元，只知‘耕讀’，不知‘通商’，莫非忘了，我大明的茶葉、絲綢，在西域能換十匹戰馬？”
任亨泰臉頰漲得通紅，像被潑了一盆熱水，從顴骨一直燒到額角。
他原本在腹中備好的《詩經》《尚書》里的句子，那些準備用來駁斥“舍本逐末”的經義，此刻全被堵在喉嚨里，像被什么東西死死噎住，一個字也吐不出來。
他從未想過，這個素來被朝臣看作“熟知兵事”的胖皇孫，竟對嶺北的情形如此了解——連河谷能種青稞、軍屯畝產三石這樣的細節都了如指掌，仿佛親自去過那片草原戈壁一般。
自己引經據典說了半天“邦外不宜經營”，卻被對方用實打實的實地見聞和數據砸得粉碎，所謂的“經義治國”，在這些具體的民生、軍務面前，竟顯得如此空洞無力。
他撫著胡須的手微微發顫，先前那份以“圣人之徒”自居的從容蕩然無存，只剩下被戳破論調后的窘迫——原來自己引以為傲的學識，在真正的軍國要務面前，竟這般不堪一擊。
“還有諸位大人，”朱高熾環視群臣，目光銳利，“你們說嶺北苦寒，無人愿去，我已奏請陛下，凡愿往嶺北任職者，官升一級，祿加一倍，三年期滿回京優先擢升。陜西、山西的生員，耐得住風寒，熟悉邊情，已有百余人報名。你們不愿去，自有人愿去建功立業，難道大明的官員，只剩下計較田產的士紳了？”
這話如同一記響亮的耳光，狠狠扇在那些先前附和的文臣臉上。
他們中有的是真心認同詹、任二人的論調，有的則是見風使舵想渾水摸魚，此刻被朱高熾點破“只知計較田產”的心思，頓時個個如芒在背。
有人羞愧地低下頭，盯著自己的朝靴尖；有人慌忙側目看向殿柱，假裝沒聽見那話里的鋒芒；更有幾個臉皮薄的，耳根子都紅透了，再無人敢輕易出聲附和。
整個奉天殿內，只剩下香爐里飄出的青煙無聲盤旋。
詹徽、任亨泰更是面紅耳赤，像是被人當眾剝了體面的外衣。
詹徽手里的賬冊幾乎要被捏爛，任亨泰撫著胡須的手指僵在半空，兩人嘴唇都在哆嗦，卻一個字也反駁不出來——朱高熾的話句句在理，既算清了每年節省的軍費、新增的商稅這筆經濟賬，又點明了將防線推至漠北、斷絕蒙古襲擾的戰略賬，最狠的是，不動聲色便點破了他們“因嶺北無田可種、無利可圖才反對”的私利心思，讓他們再無轉圜余地。
老朱坐在龍椅上，眼角的皺紋微微舒展，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覺的笑意。
他要的，就是這個效果——讓這群只知守著自家田宅的文臣看看，什么叫眼光，什么叫格局；讓他們知道，這大明的江山，不是靠幾本圣賢書就能守住的，更要靠實打實的籌謀與擔當。
朱高熾今日這番話，既敲醒了糊涂人，也立住了自個兒的威，比他親自拍案怒斥要管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