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日，清晨。

緊閉了整整七日的皇宮正門，在寅時三刻，緩緩洞開。

一隊隊盔明甲亮、神情肅殺的御前侍衛和錦衣衛力士，魚貫而出，迅速沿御道兩側布防，一直延伸到皇極殿前的廣場。森嚴，寂靜，帶著一股不容置疑的鐵血意味。

旋即，數道旨意，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從宮中發出，通傳各部，明發天下。

第一道，是皇帝“病榻”上手書，交司禮監明發的“罪已詔”。

詔書并未回避太子之事，言辭沉痛。

皇帝自稱“朕德不修，御下無方，致東宮失教，屬員為非，父子離心，釀成慘變。太子性情剛烈，朕教誨過切，竟致其……朕心痛如絞，悔愧無地。此皆朕之過也，上干天和，下負臣民，朕甚愧之。”

詔書中，皇帝將太子之死，定性為“父子齟齬”、“性情剛烈”、“朕教誨過切”導致的悲劇，并將主要責任攬到自已“教子無方”、“心急過切”上。

同時，詔書明確公布了太子“已于七日前，于東宮書房，因憂懼悔愧，急病突發，薨逝”的消息。

并未提撞柱，更未提服毒，只說是“急病突發”。

這是第一步，承認太子死亡的事實，但改寫了原因，并展現“慈父”的悲痛與自責。

第二道旨意，是厚葬太子。

追封太子為“懷愍太子”，以最高規格的禮儀治喪，命禮部、宗人府、內廷即刻操辦，并宣布輟朝七日，天下禁宴樂、嫁娶一月，以示哀悼。

皇帝甚至在詔書中表示，因悲痛過度，龍體難支，太子喪儀，將由靖王代為主持。

以最高的哀榮，來安撫輿論，展示皇家對太子的“父子情深”，對沖“逼死”的指控。

讓靖王主持，既給了靖王名分和亮相的機會，又是一種無形的考察和平衡。

第三道旨意，是針對愈演愈烈的“謠言”。

詔令嚴厲斥責“有無恥小人，捏造妖言，誹謗君父，離間天家，動搖國本”，稱其“罪同謀逆”。

著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靖安司，四司聯手，嚴查不貸。

但這一次，更明確了打擊對象。

“前逆臣李惟中（李閣老）、庶人蕭昭瑾（二皇子）之余黨，懷恨在心，伺機作亂，散布流言，欲亂我江山”。

將謠言的黑鍋，徹底扣在了已經倒臺、無法辯駁的李閣老和二皇子殘黨身上。

詔書公布了一批剛剛“查實”的“造謠主犯”，皆是李、二黨羽中的中下層官員或關聯商人，宣布即日押赴市曹，凌遲處死，族誅。

用最殘酷的刑罰，來震懾宵小，并將輿論的矛頭，導向已成的“反派”，完成切割。

第四道旨意，是關于已故皇后及遼國公。

皇帝在詔書中，以極其哀慟和追悔的語氣，提及“發妻早逝，朕心痛之久矣”，又稱“遼國公一門，于國有功，然朕一時不察，受奸臣蒙蔽，致有冤屈，思之愴然”。

宣布為已故孝誠仁皇后上尊謚，并重修陵寢。

對遼國公一案，則下令三司重新核查，“若有冤抑，務必昭雪，以慰忠魂”。

這便是以“受蒙蔽”為借口，安撫可能因此事而離心離德的舊勛勢力，展現“知錯能改”的姿態，進一步瓦解“弒妻屠族”的謠言。

四道旨意，對癥下藥，組合出擊。

罪已詔承擔了責任，軟化了皇帝形象。厚葬太子展示了恩情與哀榮。嚴懲“造謠余黨”樹立了靶子，轉移了矛盾。觸碰舊案則試圖從根本上消解部分最惡毒的謠言。

快、狠、準，而且層層遞進，直指要害。

老皇帝即便是在“病中”，其政治手腕和掌控力，依然展現得淋漓盡致。

旨意傳出，朝野震動。

那些惶惶不可終日的官員，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主心骨。

京城的局勢，雖然依舊陰沉，但至少，暫時穩住了。

……

又過了兩日，京城表面的動蕩漸漸平息，盡管暗流依舊洶涌，但至少秩序恢復了。

這日深夜，王明遠在都水司值房處理完最后一份公文，揉了揉酸澀的眼睛，正準備起身回府。

值房的門，卻被輕輕叩響了。

聲音很輕，很有規律，不像是衙門的書吏。

王明遠心頭微動：“進。”

門被推開一條縫，一個穿著普通青色棉袍、帽檐壓得很低的身影閃了進來，隨即反手關上門。

來人摘下帽子，露出一張平凡無奇、卻讓王明遠瞳孔微縮的臉——是劉瑾，司禮監掌印太監，皇帝身邊最心腹的內侍之一。

劉瑾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對著王明遠，微微躬身，聲音尖細低沉，在寂靜的值房里格外清晰：

“王大人，陛下口諭，宣您即刻進宮，覲見。”

王明遠心頭劇震。

陛下宣他覲見？而且，在這個時候，秘密宣他進宮？

為什么是他？